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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从忠

　　很久以前，美国的人类学家格尔兹曾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生活过一段日子，让巴厘人痴迷的斗鸡习俗引起了他浓厚的研究兴趣。在他的笔下，小小的斗鸡赛场已不再单纯地提供娱乐功能，它的上空或明或暗地交织着对名望、荣誉和尊严的争夺。

　　无独有偶，美国的历史学家约翰·斯梅尔在他的著作《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中，也描绘了一场盛大的斗鸡赛事，背景则转移到17世纪英国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教区。参加斗鸡的两股势力分别代表着教区的下等穷人与上等乡绅，而在一旁观战的是正在崛起的中等阶层。在17世纪晚期之前，中产阶级以其“母体”——中等阶层出现；中等阶层是指英国前工业社会的呢绒工匠、小工场主、百货店主、农夫以及所有处于中等地位的人们，他们既非有钱有势者，也非最卑微和最低下的阶层。所以“中产阶级”最早出现在欧洲。

　　中产阶级对一个国家之所以非常重要，在于这个集团特有的一种积极向上、不偏不激的理性文化观念。在财富观上，近代英国准中产阶级是从早先的农民和工匠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他们身上秉承了他们祖辈所具有的节俭，他们还具有后来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性和审慎；同时他们又向往那种与自己经济优势相匹配的优雅、舒适的生活。于是这些有钱人在节俭和文雅之间不可避地产生了迷茫，慢慢地就产生出工商业者和专业精英两个版本的文雅，一个是有节制的体面，另一个则是无节制的放纵；恪守前者的成为后来的中产阶级，而追随后者的则家道中落，生活一落千丈。所以后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观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节俭审慎，二是优雅闲适。中产阶级用前者将自己与土地精英分开，用后者将自己与下层劳动者分开。

　　法国中产的产生

　　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阶级结构并不十分明显，在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这三个身份等级中，占总人口3%的教士与贵族属统治阶级，此外97%的人口全是第三等级。法国政论思想家托克维尔把第三等级做了大致的划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仅在第三等级内部，就存在自己的贵族，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

　　在这样一个性质复杂、数量庞大的第三等级中，农民占总人口的80%，其中富裕农民又超过10%；农民之外还有地主、食利者、资产阶级（bourgeoisie）等身份的称谓。这里的资产阶级主要指公务员、作家、专业人员、商人、银行家、工业家或学者，也可能是只靠乡村或城市财产及金融投资的收益来生活的食利者。

　　资产阶级在宫廷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是缺乏教养的人。因此，资产阶级又暗示着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欠缺与否定，意味着你不是什么绅士、贵妇、廷臣等。在“人可变富，但必须生来就贵”的法国，拥有财富的资产阶级越是无法得到上层社会认同，越是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贵族所拥有的特权令第三等级看到了“飞黄腾达的可能性”。为了获得地位与声望上的肯定，他们转向奢侈品的消费，以彰显自己的财力，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首先是室内装饰迅速兴盛，色彩艳丽的墙纸与织物开始覆盖在墙壁上，镜子、时钟、油画、塑像这些曾经作为财富象征的物品。变化最显著的莫过于服装，几乎每个摆脱了贫困线的人都有了更多的衣服，妇女尤其如此。她们衣橱里的衣服成套地增加，外衣的质地与款式也千变万化：棉与丝绸代替了羊毛制品，明亮柔和的色彩也让人随心所欲。服装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能让人们判断出穿着者的社会地位，它越来越成为个人趣味与时尚的象征。

　　19世纪，新兴行业的兴起及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使中下层国家公务员、领薪水的管理者、监工以及其他的资本主义的工作人员队伍迅速增大。职业军人是法国老中产阶级群体中颇具特色而且也增长迅速的部分。在王国时期，军人从贵族精英或享有特权的城市志愿者中招募，军官由贵族担任，因而军人在身份上具有贵族特色，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拿破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无论在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中，作为知识阶层，专业人士总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产群体。法律、医药、工程与教育是中产阶级主要的传统职业。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术能力与保证，而且其收入来自报酬而不是薪水，这一点足以使他们要求一种特别的独立。他们都视自己为服务精英，对社会责任与荣誉有着特殊的敏感。就职业的古老、报酬和声望来说，法律一直都是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的行业。这与它经济上的高投入与长时间有关，背景低微的家庭很少有能力支撑这一成本。

　　19世纪中期法律专业的学习费用，巴黎是1500法郎，外省是1000法郎。法律与医药同样都为有实力的家庭为自己孩子首选的职业。工程学是一个为下层中产创造机会的行业。18世纪法国工程师均由国家专门培训后聘用，当时只有300人左右，这些人有着强烈的团体荣誉感，工程师被认为是有着崇高品德的人。这一职业在开始时也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1/5的工程师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中层官员和企业主家庭，手工艺者及小店主的后代仅占5%，而下层阶级出身的人更是不足1%。随着工业和技术学院的发展，工程学才不再为传统精英所垄断。新的职业如兽医学、医药学、初级学校教学等的出现，也为更多的农民及手工艺者的孩子进入这一领域创造了条件。

　　新中产阶级成长的坚实基础即在于大众教育的普及。大众教育的出现使更多的家庭实现社会等级的攀升成为可能。通过教育，也许他们的儿子可以成为工程师或成为一名教师；女儿也许能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或者会有更好的机会遇上位家底殷实的丈夫。

　　崇尚传统贵族

　　长期封建专制下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使法国社会其他阶层一直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当时，富裕家庭热衷于重金购买贵族名分，那些工场主的新富们更渴望与贵族联姻，并热衷于购买破产贵族的不动产。有钱人不愿意将自己认作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等级中拥有特权的那一部分。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虽有着声望，却无权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工商业资产阶级虽有可观的金钱，却缺乏社会对这一阶层的尊敬。其结果必然导致大批法国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崇拜那些制造精神产品的大师。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闲散的贵族乐意亲近知识和艺术；那些渴望获得身份与地位的人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多寡，高尚的情趣更可使他们得到荣誉和显赫地位。

　　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辉煌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成就，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自18世纪始，巴黎就牢牢奠定了它“世界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几乎都出身于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孟德斯鸠的父亲是军人，祖父与伯父相继担任过波尔多法院院长，他自己也在27岁那年继承了伯父的职务；狄德罗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律师；卢梭的父亲则是钟表匠……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自在情理之中。19世纪的法国，文学、艺术大师群星璀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异彩纷呈。作家与艺术家们几乎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司汤达、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雷诺阿、德加、马奈、莫奈……

　　他们的作品或以文字或以画面，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形态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刻画与展现。高老头、包法利夫人、于连……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各不同层次群体的代表人物，都没有逃过作家们的笔触。作家们对急于提升财富、地位、声望等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可悲、可笑与可鄙的行为所采取的或批判或讽刺或同情的态度，在精神上与贵族达成了和谐一致。文学所体现出的高尚情趣使法国贵族尤乐于与作家接近，更有许多贵族加入作家行列。

　　大众传媒的出现为大量来自巴黎的中产或下层的年轻人提供了梦想实现的机会。他们希望借此走上作家或艺术家的道路，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作家和艺术家都知道，“只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前途无量”，“因为从普通老百姓到资产阶级，从部长到王室，每个人都读报纸”，他们就是“通过报纸和连载小说无一例外地交了好运”。大量的中产阶级作者因报纸的兴盛而开始涌现，他们著书立说，迎合中产阶级阅听人的需求，向他们提供符合其口味的知识与见闻。

　　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费加罗报》于1854年创办，其读者定位在财力雄厚的商界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法兰西“贵族风格”的报纸；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通讯社”创建于1835年，法新社是今天西方四大通讯社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其他文化机构如沙龙、大学、文学社、公共图书馆、俱乐部等，也都面向特定的消费群体，反映他们的喜好与价值观，因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

　　趣味是身份标志

　　处于社会上层的阶级在经济资本、教育资质等各方面都处于领导地位：他们有私人房产、豪华汽车或游艇，度假住宾馆，多数人有中等以上的年收入；他们的学历普遍高于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在文化实践上，他们喜欢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与画廊。法国人在文化消费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趣味，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而这与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具有等量经济资本的人不一定具有相似的文化趣味即是证明。因此，无论从哪种资本的角度来衡量，中、高级教师在法国都属于支配阶级，处于社会的上层，自然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所以，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参观画廊、调频收音机、不看电视、阅读《上流社会》、阅读《费加罗文学》等指标，又把为法国各阶层划分成以下三个趣味等级。

　　●合法性趣味——即对支配阶级所认可的艺术作品的接受与欣赏能力，这在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所有高雅艺术门类中，音乐最为“纯粹”——它什么也没有说，它根本就不需要说什么，然而它又实在蕴含了很多；

　　●中产趣味——这种趣味所接受与欣赏的，主要为那些二流作品，音乐方面如《蓝色狂想曲》和《匈牙利狂想曲》，绘画方面如雷诺阿，它们在中产阶级或支配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里最为流行；

　　●流行趣味——这里指的是对所谓的“轻音乐”或经过流行化以后的古典音乐的选择，如《蓝色多瑙河》。布迪厄在分析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使用“精英”或“贵族”等字眼，所以我们看到，最高等级的文化趣味是一个社会的“合法文化”，它由这一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规定，因为它对大量文化资本或者学术资本的要求，因为它的纯粹性，而使“文化”具有了高贵的头衔与属性。

　　在人类学家布迪厄看来，阶级所强调的不同生活方式，也就是“生活的风格化”。这种阶级的特征会突出地反映在个人生长的家庭环境上，所以，生活方式的差异最能证明其阶级特征。阶级特征在精神上，最合法的表现领域：如绘画、音乐等的喜好上；在物质上，则表现为“个人化”，如服装、家具或烹调等的选择上。

　　此外，审美差异在物质上的表现是：对生活必需品的选择。因为“没有什么比奢华物品，特别是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不同群体对必需品的趣味能够清楚地显示出阶级差别。劳动者对物品更看重的是其实用性，也就是物品的功能，而不是象征消费上的意义。对劳动阶级而言，与生存无关的产品，他们常常不会费神去要拥有它。

　　艺术作品因其“学术性”而得到中产阶级的一致推崇。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等艺术形式因此赋有了高尚文雅的品质。暴发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才能知道什么是挥霍浪费，什么是基本的必需开支。因为在经济资本相近的情况下，个人文化品格的优雅与否，决定于社会出身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获得符码方面的熟悉程度上。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法国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像美国那样差距明显，多数人的生活保持在相近的水平上。在这种几乎全民中产的情形下，仅从一个人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等外在因素着手，你无法准确指明他的阶级特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法国人的阶级意识较为淡薄，他们更为注重的是个人艺术修养与品味的差异，这在中层及中层以上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外人的目光里，法国中产阶级的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精致的物质光环，伴随着这光环的，是温馨感人的浪漫气息与高尚优雅的行为举止。不管是在咖啡馆、海滩，还是汽车上、客厅里，人们谈论的话题似乎永远都是哲学、艺术、人生、爱情这类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即使涉及物质，也无关生存的必需，人们讲究的仍是它的艺术底蕴。在高度工业化的法国，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在决定个人的阶级属性上要更为关键；它指向的，就是文化的纯粹性所带来的高贵品质。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贵族的精髓已融入法兰西民族的血液里，至今仍无处不在，那就是：法国中产阶级。

　　2012年3月14日南京